June 25th, 2005 樂評的意義

樂評的意義？

早前和文盲兄在ICQ 討論樂評到底有沒有意義。

現在香港的娛樂新聞很多，音樂評論則很少。
音樂評論只會偶爾散見於信報、明報、大公、文匯等比較保守的報紙。
蘋果很少，東方、太陽等等不必指望。
其餘有音樂評論的有一些雜誌，如亞洲週刊、Hi-Fi Review。
電台方面，自從幾十年前港台第四台定位為古典音樂台以後，
關於古典音樂的消息就幾乎絕跡於其它電台。
而音樂評論之中，又有不少是關於新出版的光碟。
可以說，關於近期音樂會的評論真是很少。
反而討論較為熱列的，是網上的一些新聞組。
這些新聞組有一批發燒友在討論、轉載一些關於音樂的新聞。
只不過在新聞組討論，通常是業界內的人互通聲氣，
不像報章、電台那樣面對群眾。

在香港，其實久不久就有一些大師級的演奏家來香港表演。
假如在其它城市的話，也許會引來一陣轟動，
傳媒會熱烈地報導，人們會熱列地討論。
但是，香港也許是太忙碌了，
有精采的表演也未必能吸引到傳媒的關注。
音樂會、舞蹈、舞台劇等等都是一樣，
是隨時間而變動的，表演過了就完結了，
就像煙花一般，轉瞬間在大氣中消失，
不留下一點痕跡，彷彿不曾發生過。

問題是，假若一個音樂會是這樣轉瞬即逝的事，
我們評論來有意義嗎？
當評論見報的時候，音樂會已經過去了。
看過音樂會的可能只有幾百至一千多的觀眾，
又有幾多人會知道文章所評論的事？

也許樂評的力量真是很少，
但它除了讓曾經參與過音樂會分享感受之外，
它也可以說是一種紀錄。
它不單紀錄了音樂會的情況，
也紀錄了當時的人怎樣看那場音樂會，
讓人感受到當時音樂會以外的文化環境。
假如一樣事情發生過以後，沒有人討論，
那樣事情就真真正正的被遺忘了。
反而留下紀錄的，就變成歷史的一部份。

在大學做功課的時候，
我曾經嘗試找尋香港最早的音樂劇的演出資料，
但是我發現，我幾乎無可能斷定那一齣是最早，
音樂劇到底是甚麼事候開始在香港出現。
當時，只是發現一篇舊雜誌的文章，
指潘迪華主演的「白孃孃」(1960s)是香港最早的音樂劇。
（文章的作者是費明儀。）
我沒法求證，也就只能相信了。
這個「白孃孃」之所以能留下了名稱，只因為有人記載了。
也許更多的音樂盛事，沒有人記載，
所以我們現在根本就不知道。
由此可見評論在歷史記載上的功用。

電影導演高達曾說，
戰敗的一方，不一定是完全失敗了，
反而在傳說中被人打敗的，才是真正的失敗。
例如木馬屠城記裏面的特洛伊被希臘滅了國，
但是特洛伊守城的英雄事蹟也被記載下來。
於是到了今時今日，我們依然知道特洛伊的存在。
反而還有很多國家民族一一的消失了，
我們也不曾知道過。

今日的樂評會否變成他日的傳說？
假如我把一個非常差勁的表演說得天花龍鳳，
會否令沒有看過表演的人以為曾經有過一個完美無暇的表演？
曾經有個故事，說有個指揮問某個樂評人：
「為甚麼我這個演出這麼盛大，
你竟然一個字也沒有提？」
那個樂評的回答是令人失望的，
他向那指揮說：「因為我沒有看到那場演出，
假如你把音樂會的資料記下來給我，再給我一點稿費，
你就會看到你的音樂會在傳媒廣泛讚揚了。」

十九世紀的時候，音樂評論就比現在盛行，
舒曼、漢施力克、白遼士等等都曾在報章寫下不少文章，
而從歷史上，我們都知道這些評論的影響有多大。
我們甚至可以說舒曼的文章棒紅了蕭邦、布拉姆斯，
漢施力克對布魯克納的抨擊令他的第三交響曲演出時沒有人支持。
這就證明樂評是很重要的，它是一張兩面的利刃，
當它的影響力巨大時，它甚至可以左右音樂的發展。
從這樣看，樂評的意義就不在於單單對過去的事情評價，
它也是觀眾下一次消費的指標。
有時觀眾對一個作曲家、演奏者不認識，
就會倚靠樂評以往的評價去抉擇。

這就更證明我們應該儘量為現在的音樂寫多些文章，
不單能讓現在更多人知道這些演出，
引發更多人參與討論，更為後世留紀錄。

樂評是很難客觀的，同樣的表演不同人有不同的觀感。
再者，評論的人不是在表演台上，
有很多幕後的情況並不能感受到。
評論者可能是一個完全局外人的角色，
也可能是一個知道部份內幕消息的局內人，
得到的資訊不同，所以得出的觀感也可能不一樣，甚至相反。
正如同樣一隻股票，
也可能同時有兩位經濟學家能舉出不同的理由，
認為那隻股票會升或者會跌。
有時樂評人竟然可以指出一些作曲者、
演奏者從來沒有意圖表達的東西，
這也是各有各解讀了。

但是評論主觀並不緊要。
只要同時有很多人評論，
我們就可以自行選擇相信不相信。
最重要的問題是現在評論太少了，
很多精采的表演也沒法引起社會上一點點關注，
難怪不少人覺得香港的文化環境非常惡劣。

香港不單缺少音樂評論，
音樂的出版、唱片的發行等等也是很少。
單單有人玩音樂是不夠的，
我們的社會還缺乏很多配套，
我們這一代可以做些甚麼令整個文化環境改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