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March, 2005
March 29th, 2005 階級遺傳
上週一李歐梵談香港的去向。
有說香港的殖民地文化和本土文化其實並沒有完全融合在一起。
這說法在上週三的晚上得到證實。
那天晚上應高老師之邀觀其學校管弦樂團和合唱團之演出。
他們學校之演出在學界實在是數一數二。
樂團音部分明，音色清澈，高難度的樂曲（高把位、超快)，
合唱團唱的字字清晰，非常和諧，音準超好。
幾可以和本地的專業團體一比。
即使是大學亦無如此佳的樂隊合唱團，
當中有一位同學鋼琴、小提琴、笛子敲擊皆精，令我驚異。
相比之下，到底中大音樂系收的是人才還是垃圾。
也許好的人才不是去外國，就是當了醫生律師，
次一等的才在香港讀音樂系？
當晚演出的地點是尖沙咀的聖安德烈教堂，
端的是古色古香，富麗堂皇。
入門卷是五百元一位，幸我不是買票進來的。
一眾賓客非富即貴，一個個西裝晚裝，多有名人，
內裏更不乏外國人、半唐番，
鮮有如我 T 裇牛仔褲的。
簡直像去了地球的另一端。
我深深感覺到這是另一個階層的文化，
不是一般人接觸得到的。
這是一個殖民地的香港文化。
和一般學校很不同，
和旺角街頭、港產片、流行曲中的流行文化的香港，
實在相去甚遠。
一個小孩家景好、父母鼓勵支持，
實在比低下階層的多很多機會接觸藝術、接觸上流社會。
也可以想見，「階級」是有遺傳性的。
上流階層的人，他們的下一代依然很大機會是上流階層。
低下階層的人，起步點就比人低了幾級，
要改善生活環境，可能不是一代，而是幾代才辦得到的事。
雖然資本主義社會是有流動性的。
但實際上，還是有階級的存在。
階級是好是壞，我實在不知。
只知道，這就是香港的情況。
有時也會問自己，自己的家庭背景對自己有甚麼影響。
自己的家境比大多數香港人都來得幸福，
雖然我年紀小時父親也曾經是酒樓侍應、看漁場等等，
但當我十歲左右的時候，父親當了醫生以後，家境已經很不錯了。
我比我的兄姊幸運，有機會學鋼琴。
我若非有個幸福的中產家庭，會怎樣？
身邊有些朋友，自小家境窮困，自己供自己讀書，
又或一早便出來工作的，人也踏實努力些，成熟些。
有些朋友，則父母離異，經常和家人吵架的。
想起來也替他們覺得辛苦可憐。
他們不會像我那樣，不會有我那麼多機會可以空談甚麼理想。
他們通常接觸較多的流行文化，
更懂得做人處事、懂得家務、懂得買東西、懂得很多很多。
反觀自己，則和社會很脫節。
因為一直不是在那種環境中長大。
這樣良好的環境，使我有機會讀多些書、學多些知識，
卻少了很多人生閱歷、艱苦磨練。
我只知道，即使我有時感到和這個社會很抽離，
我依然是個香港人。
我一樣喜歡逛電腦商場，在街邊吃魚蛋。
一樣每天塔地鐵火車巴士，用廣東話諗野。
March 29th, 2005 路是要自己走的
29 Mar 2005
路是要自己走的
長輩總是會對後輩有所期許。
例如以前我父親會想我當醫生。
現在反而對我說當醫生壓力大幸苦，
讀了醫未必前途光明，不讀醫焉知非福。
中學的老師總是會灌輸讀完中學就讀大學，
讀完大學才找工作的觀念，似乎這是最正常的路。
但現在社會環境不同了，
讀大學不一定代表以後的路容易走。
現在反而發現身邊一些沒有讀過大學的朋友，
更加成熟幹練、懂得做事、懂得做人。
而且甚至更有其它獨特才幹，大學生反而不一定會有。
似乎先做幾年工作，過幾年再去兼讀課程，
已經是頗為普遍的現象。
大學的老師總是期望同學繼續進修，
作曲老師會對我不想進修作曲的想法感到奇怪。
我以前的二胡、古琴、鋼琴老師會期望我會努力練習，
他們也許以為每個學生的目標都是不斷進修、變成一個專業演奏者。
而我老細會以為我想學作曲就應該鑽研理論。
碩士、博士那樣繼續讀下去。
但是時代也是不同了。
六、七十年代是香港開始發展的年代，
開始有職業樂團、電台、很多大專院校也在起步當中。
當年的音樂系畢業生，我想會比較容易找到機會。
讀完博士跟著當教授，順理成章。
但是現在的博士碩士已經越來越多，
學位貶值，讀了博士已經不再代表你的知識真的很豐富。
讀了博士不代表你有機會投身大學機制裏面。
一位師兄說得很對，其實學位只是一面照妖鏡。
假如你自己無料，卻偏偏要攞多幾個學位。
名不副實，反而貽笑大方。
大學裏面的職位基本上已經飽和，只有裁員，很少機會加位。
你妄想投入大學機制，等上一輩退下來再說吧。
而做過幾年工作的朋友，
總是勸我盡早脫離大學這個避風塘。
一個認為教琴會賺好多錢的人認為我應該去教多d琴。
有個去過外國的朋友認為香港學習氣氛環境不好，
總是勸我要去外國，不要被賺錢和種種工作縛住。
一個做左 free-lance 幾年的朋友認為我應該放棄大學的 full-time job，
應該在社會裏打滾，不要再在這種封閉的環境裏浪費生命。
但另一個做左 free-lance 幾年的朋友認為free-lance 生活朝不保夕，
勸我不要這樣做。
一個作流行曲的人認為我應該學電子音樂，
試下流行曲編曲。
有個話劇人認為我想幫話劇編曲的話，
應該去 APA 讀下 sound…
他們的意見是為了我好。
但是別人能夠賴以成功的方法，
並不代表我走同一條路就會掂。
他們有的長處，我不一定有。
他們的路不一定適合我。
我只能自己去找甚麼是最適合自己的。
我不擅交際，朋友圈子窄。
Free-lance 不是每種性格的人都做得來的。
我只怕我到時唔係 Free-lance ，
而係 free 到 lan 下lan 下。
教育，不是我的強項。
除非我真的鍊練到能夠管治一班嘩鬼，
但目前還不行。
當年教ISCM 小學興趣班的惡夢依然是我心裏面的陰影。
我不是個流行曲的人，
直到讀大學之前都從來沒有主動去聽過，
我可能算是香港長大的人之中的一個異數。
要去作流行曲，不關乎能力問題，
而是有沒有辨別流行品味的觸覺。
而我，就肯定沒有了。
我喜歡讀書，但討厭學術。
那麼我該走甚麼路呢？
董生下台了一個多星期，關於他的新聞逐漸消退，取而代之是關於人們對西九龍皇帝曾生新上任的評估，以及財爺唐生的財政預算。人們的焦點真是轉得快。想起梁錦松辭職以後，關於他的新聞也就少了很多。除了偶爾報道他和伏小姐生活幸福美滿，再也沒有其它的新聞。一旦不在其位，不能再成為眾人唾罵的箭靶，也就沒有了新聞價值。董生隱退，也許過多一年半載，便再也沒有傳媒追訪了，人情冷暖，實在難以觸摸。沒有了傳媒的責罵，董生也可以安渡晚年了。
董生在位之時，在所有傳媒裏面一面倒只聽到人們咒罵之聲。面對傳媒裏面的這些聲音，我們也忍不住一起責罵「董建華下台」，所有事情都是董生的錯，董生應該為香港政府所有的錯誤負責。我們完全聽不到支持董生的聲音。因為所有支持政府的意見都會被視為「挺董」，會被人群起而攻之。於是即使心裏有點同情董生的人都噤若寒蟬了。快要下台了，人們反而讚董生是個「好人」，只不過不是一個好的領袖。輿論裏突然出現一片同情的聲音，更有人讚董生重視教育的德政云云。因為同情的說話成為了主導的聲音，這個時候若果繼續鞭撻董生的話，反而被人視為沒有同情心，於是我們心裏也不若而同地開始覺得董生情有可原，人人忽然出來為董生「平反」。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董生並沒有變，只是處境不同，我們的評價便不同。假如董生佢死撐到 2007 年，我們又會否同情他呢？我們會否依舊劣評如潮？我也不禁要自問，我以前也會數落政府的不是，現在也出來寫這篇文章。我一向以為自己的聲音是自己的，以為自己的見解是獨特的，但是誰敢說自己沒有被輿論影響，誰敢說自己並非被傳媒和政黨 “manipulate” 出來的群眾？
沒有政黨帶頭發起攻擊，沒有傳媒一面倒的責罵，也許就沒有「七．一」遊行。雖然群眾的意向和傳媒的意見是互為因果的，是雞和雞蛋的關係，很能難說有那一樣先，但是沒有人帶頭組織，群眾其實只是一盤散沙。我們經常說要香港人有追求民主的精神，但是香港人對政府的批評卻往往展示了香港人「民粹」的一面。雖然我們偶然也會看到有些討論會涉及政府的制度、內部結構出現的問題。但一般市民並不會費心於這些討論。他們只是需要一個答案，一個他們可以宣洩怨氣的出口。政府出現問題，我們只是希望有人「問責」，有人「孭鑊」。
「政府做得不好，高官就要下台」的結論，是來得簡單直接的，不需要經過任何邏輯分析的過程，完全訴諸情緒，這就是「民粹」主義。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接受的教育，也不鼓勵我們作獨立思考、理性討論。我們的教育只會鼓勵我們「跟大隊」，Marking scheme 說要這樣答，我們就應該這樣答，不應該質疑。我們中學的中史教科書，就是「民粹」主義的體現。當我們談到一個朝代為甚麼滅亡，我們總是說「君主荒淫殘暴」、「奸臣當道」、「草菅人命」、「民不聊生」、「官逼民反」。這種觀點完全是對人不對事的。我們很少討論「制度」出了問題。直到大學時讀到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我才發覺自己上了中學教育的當。那是第一本我讀到的書會指出中國稅制和官僚制度出現了甚麼問題，給我一個較為理性的答案。我們的政府有問題，我們經常只會覺得高官有錯，而不是制度有問題。
作為一個入世未深、從來未打過政府工小伙子，我實在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去指出政府出現了甚麼問題。我們看到的問題全部都是傳媒說的。但是，傳媒偏頗的報道往往令我覺得不可靠，左派和右派的報章所呈現的香港面貌竟然可以如此不同，令我深深覺得這世界沒有真象，只有觀點和角度。傳媒的報導往往只是很情緒化，而資料到底披露了多少，往往是個疑問。事發之初我們只能看到事情的表面，過了幾天以後，突然出現一些「消息人士透露」一些內幕，再過幾天以後，又多了一些內幕。到底內幕之中是否仍有內幕，我們不在其中，就根本不知道。原來我們一直蒙在鼓裏，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這種想法令我深深戒懼，不敢輕易相信傳媒的報導。
我們只知道高官的決策失誤，而不知道政治圈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八萬五最初提出的時候，是很多人稱讚的，連民主派也投了贊成票。大家都覺得八萬五能解決房屋問題。但後來供過於求，樓市大跌，大家便同聲責罵董建華了，民主派是帶頭責罵的，而董建華一個人孭起全部的鑊。到底是誰設了陷阱讓政府去踩呢？還是大家都沒有遠見，看不到經濟泡沫爆破的危機，到了經濟低迷的時候又事後孔明？輿論裏面，批評政府的多，但是能夠提出解決的辦法的少之又少。往往經過一大輪討論後，得出來的結論只是有人需要負責、有人需要下台。有人下台，只是令民怨稍為得到宣洩，但卻依然沒有解決結構性的問題。
我們經常說要普選，但是普選為何總是不能實現？當然中央不敢放權是最主要的因素。但是，另一個因素就是：香港本來就是少數商人主導的社會。我們常說政府和地產商「官商勾結」。但實際的情況是，政府不得不被地產商牽著鼻子走。香港是個畸型發展的社會，地方小而人口多，一般人都要花費數年至十數年的生命去賺錢供樓。我們所賺的錢，其實如果用在另一個地方生活的話，我們可能已經可以衣食無憂，擁有華美廣闊的居住環境了。但是在香港，我們只能為了買樓置業，一生疲於奔命。我們努力拼搏，很大程度上只是為人作嫁，基本上我們所有人都被地產商吸血。地產商成為香港唯一獨大的商業，這和很多其它國家不同。美國最有錢的是科技產品的商人，但它也有很多其它的產業。中國最有錢的是貪官，在這些地方並不會出現一種商人攏斷整個社會的局面。而香港則不一樣，政府其中一項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就是賣地。你說這樣的政府那裏可能不仰望地產商鼻息，被地產商左右政策？所以香港會出現「商人治港」，會出現八百人的特首選委會的寡頭統治。
往日英國人治港，人們服從於英國人的統治。現在所謂港人治港。但誰也不服誰，暗地裏各懷鬼胎，政府裏面呈現多角勢力互相爭持的現象。市民也不太相信政黨和議員，因為沒有很多政客真的能展示出他們的遠見，他們只是見風使舵．以自己政黨/個人的利益為先。我們很難怪香港人政治冷感的，根本不到他們無法參與改變自己的命運。當議員也無法代表人民的時候，我們可以透過誰表達聲音？民主選舉在我們想像中是最理想的制度，但是在現在的香港中實行的機會還是很微。
因為這個政府要能夠運行，第一是要得到中央信任，第二是平衡商人和政黨的勢力，第三才是面對市民大眾。對於統治者來說，市民的力量是薄弱的。群眾的力量只有在極度不滿、怨氣充天的時候才凝聚起來。他們沒有參與制定政策的權力，他們只有上街遊行反對的權力。正如中國歷史上，人民一直除了在政府非常不堪的情況下叛亂以外，沒有其它選擇。所以，市民的力量根本很難影響政府。
假若香港變成民主政府，又如何呢？我覺得仍是沒有用的，因為這個民選的政府雖然得到市民的認受性，但卻沒有背後的勢力支持。銀根操控在商人手裏，權力操控在中央手裏。沒有錢、沒有權，根本沒有力量去實施自己想要的政策。所以香港政府沒法不妥協。我想我這種說法會惹來臭罵，因為追求民主永遠是「政治正確」的，即使是中央政府也不敢說不推行「民主改革」，只敢說「循序漸進」地推行「民主改革」。但是我只想說「民主」在這一刻，可行性並不大。理想歸理想，現實就是，政治就是講權力的。要實行民主，依然需要跌跌撞撞很久。作為政府的，無論提出任何改革方案，都會牽連到很多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任何政策，都會有人反對。當我們不知道到底發生甚麼問題的時候，我們還是冷靜些吧。我們以為是自己的真知灼見，只是很多外圍因素影響而產生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樣的謊話，只是政客和傳媒塑造出來的。
聽李歐梵談張愛玲眼中的香港。
張愛玲畢竟是上海人。
香港只是上海的鏡影,只是更 exotic, colonial 一點。
因此她偏偏寫淺水灣酒店,不是灣仔、不是油麻地,
范柳原是從遠方的倫敦來的,尋找他想要的「中國」女人。
故事裏還出現了好像電影裏才會有的印度公主。
對於李歐梵來說，香港也是一個異地嗎？
（原來他是河南出生…）
何以他會喜歡香港，居住於此呢？真想知道。
March 21st, 2005 長生殿
看了「鐵娘子」，有點做作生硬，節奏很慢，但很有張力。
看了「長生殿」，服裝配色非常漂亮。很多畫面的編排很美。
唱腔不太懂得欣賞。
樂師是江南絲竹的陣式，圍著長枱坐。
但是奇怪的是旁邊安放的一排編鐘和雲鑼。
編鐘和雲鑼的聲音和小樂隊也頗混合得來。
只是編鐘和雲鑼的效果也不是很強，屬於可有可無的性質。
我心目中的崑曲是高雅淡泊的，我以為並沒有鑼鼓，
但是他們卻加了鑼鼓，感覺和京劇不相差太遠，雖然沒有京劇那樣吵鬧。
崑曲到底用不用鑼鼓的呢？我實在不知道，不敢評論。
燈光是從頭到尾世界燈。
整體感覺頗保守，雖然演出不錯，
但也並不覺得好到令人覺得耳目一新的感覺。
